深切怀念菲德尔·卡斯特罗

11月26日下午,各种渠道的消息相继传来,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去世。由不信、惊愕到确认,悲痛的泪水自然而下,难以自止。许多往事涌入脑海,一切仿佛历历在目。

由于所学语言和工作关系,从闻其名到成为“知己”,我同卡斯特罗有过50余年的直接和间接交往,并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中国驻古巴大使的身份与他结下被古巴人称之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我为此深感荣幸和骄傲。

1989年6月,我随同外长在哈瓦那见过卡斯特罗主席,负责那次长达8个小时会谈的记录工作。但我第一次会见卡斯特罗并与他正式谈线日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与他成了朋友。

我于1993年9月衔命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25日晚,卡斯特罗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卡斯特罗总司令准备22时在办公室等我,希望我能赴约。我立即驱车前往卡斯特罗设在革命宫的办公处。卡斯特罗见到我,没有客套话,搂着我的肩膀走向他的办公室。他的随和,让我初见大人物的局促感和紧张一下子就消失了。那天晚上,我顺着他的提问,向他详细解说了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过程,阐述了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大体情况。他频频点头,感到满意。临别时,洪尼-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对我说:“我们的谈话太有意思了,我都忘记招待你。我这里有中国的茅台酒,让我们干一杯,算是欢迎你!”随后,卡斯特罗一直搂着我的肩膀,将我送到了电梯口,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miamigaynews.com/,洪尼-卡斯特罗挥手道别。

我在古巴的两年间,中国多位领导人和中共代表团到访古巴,都与卡斯特罗有过晤面和接触,好几次会见还是在中国使馆,足见卡斯特罗对中古两国友好关系的关注。

在我同卡斯特罗的交往中,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有我们一起纪念主席诞辰100周年的那次活动。

1993年12月26日是已故主席诞辰100周年。当年10月,劳尔·卡斯特罗副主席就跟我打过招呼,要我务必不要在那天安排事情,因为他会邀请我去参加由他组织的聚会,此后他又通过古巴外交部和军队礼宾系统几度提醒我。是日晚8时,中国驻古巴使馆政务参赞、武官和经商参赞夫妇同我与夫人一同到达劳尔副主席安排的聚会现场,劳尔夫妇和几位资深古巴政治局委员已先期抵达。劳尔私下告诉我,总司令也要来参加,让我陪他到门外去迎接。我们尚未出门,卡斯特罗已经走了进来,并说:“我们能够一起纪念今天这个日子,确实很有意义。”席间,卡斯特罗向在场的其他古巴领导同志强调,是个了不起的领导人,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在中国。也是在那次聚会上,卡斯特罗向我们介绍了他在领导武装斗争过程中阅读的一些军事著作情况,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对他很有启发。凌晨4时许结束聚会时,卡斯特罗起立同我们一起高唱《东方红》。劳尔则不无风趣地说:“今天有几位古巴人还不会唱这首歌,如果下次还不会唱,将被取消参加同徐大使聚会的资格。”

在同卡斯特罗的交谈中,我曾经有过被“噎住”的事例,让我很为感动,也让我深受启发。第一次被他问住是在我同他首次谈话的过程中。在我们谈到中国的解放战争时,他突然问我:“你们的解放军渡江时,有过三个前线指挥部,你能告诉我三个指挥部都在哪里?三个前线指挥员都是谁吗?”我只能坦白告诉他,我不知道这个细节,但可以查找后再向他报告。他对我说:“对不起,可能是我问得太细了。你不用去找,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都在哪里和都是谁。”我当时虽感汗颜,却明白对他不能有半点马虎,同他谈话需要备足功课才行。

尽管此后我在每次谈话前都进行了认真准备,依然还是发生过两次被他问住的时候。一次是在他向我了解三峡工程的谈话中。他问到三峡的位置、沿途情况、历届中国政府领导人和科学工程人员的看法和意见,最后希望我告诉他关于工程的一些细节,包括涉及的面积、需要动迁的人口和对他们的安置计划以及工程的预算、进展和收益等,其中的有些情况我确实不知道,只好请他原谅,许诺进行查找。事后,我将当时没有解答的问题向国内进行了查询,并将结果以书信形式向卡斯特罗作了介绍。还有一次是我向卡斯特罗介绍在古巴探望中国援助小组人员时,他问我所经城市的机场位置、市委书记姓名等具体情况,我因为路经那里仅仅两个小时,只得向他承认了解不细。

原本,我已经在1995年9月接到国内的调任通知,且已被卡斯特罗主席以正式宴会形式送过别。但就在卡斯特罗饯行午宴的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任务,负责陪同卡斯特罗于年底前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洪尼-卡斯特罗当年11月30日,我在北京机场迎接了卡斯特罗,陪同他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和广州,12月8日在广州白云机场与他正式告别,也完成了在古巴的使命。

在古巴工作期间,由于卡斯特罗的亲自关注和指示,我的行动方便、快捷、有效,日常生活也经常受到特殊照顾。我有幸访问过古巴的所有省份,15个省中有的省甚至访问过9次,最少的也有两次;古巴全国169个市中我到过142个,去访往往都是按照卡斯特罗的指示使用劳尔的专机。当然,乘坐专机也是有“条件”的,每到一地,我总会应邀向当地官员讲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因为古巴各级领导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视,希望对中国能有全面的了解。

上世纪90年代,在古巴最困难的时期,作为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却还想着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想着给我们提供好一点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我经常收到卡斯特罗派人给我送来的鸭子、鹌鹑、海鱼和鲜果,还有一头近300千克的肥猪。哈瓦那经常停电,每天长达八九个小时,但卡斯特罗下令给使馆配上发电机,还将使馆的用电接到附近一所医院的电路上,所以使馆工作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停电的影响。

古巴蔬菜种类不多,我和使馆工作人员在一片空地上种了黄瓜。卡斯特罗到使馆做客时尝到黄瓜,觉得非常好吃,就跟我要了种子,在古巴全国推广种植。黄瓜成熟时,卡斯特罗请我出席专门的纪念仪式,没想到的是,卡斯特罗把黄瓜命名为“徐贻聪黄瓜”。

得知卡斯特罗去世的消息,我特别悲痛。1995年11月,我与卡斯特罗在广州握别后,他转身径直向他的专机走去,一直没有回头,我感觉到他的不舍。自那以后,他多次打探我的落处,让人向我表示问候。他在2003年第二次访华期间,还特别叮嘱驻华大使阿鲁菲邀请我到古巴驻华使馆同他见面。会见中,他同其他在场的客人多是握手,同我则是直接的、较长时间的拥抱和拍打我的后背,显得格外亲切。2012年2月我因事去哈瓦那,通过古巴中国友好协会给他捎去我的个性化邮票和首日封,他收到后亲自给古中友协打电话,使友协的人都很惊讶和感动,转告我说“总司令对你记得还很清楚呢”。

诚如习主席在给劳尔主席的唁电中所说,卡斯特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他的去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同志和真诚的朋友”。卡斯特罗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确实值得全世界人民赞扬、敬重、钦佩。

卡斯特罗走了,就像他自己所言,“我终将离去,但理想不朽”。他让人怀念,也让人相信他开创的事业必定会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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